江華融媒
從解構主義的觀點來解讀瑤族的《過山榜》，它無疑是一份跨文體模式的重要歷史文本，是瑤族諸多文化信息和歷史記憶的載體。它既像一部瑤族獨有的“圣經”，記錄了本民族近乎神話般的民族起源史、種姓支脈譜系、遷徙尋根路徑和偉大的民族英雄盤王先帝的豐功偉績；同時它也是一部瑤族的“心靈秘史”，凝聚著瑤族群體的精神特質、文化基因和性格特征，幾千年來，《過山榜》以其獨特的魅力，將一個四處漂泊遷徙的游耕民族從精神和文化上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不過，作為瑤族世代相傳用以爭取民族平等、捍衛民族權益的憑證和保護自身利益的“護身符”，《過山榜》又暗合契約文書的內在品質和文體格式。先就從文體“榜文”的釋義來看，無論是“榜文”、“敕書”、“券牒”也好，還是“榜書”、“文錄”和“敕牒”，都其實就是一種官方的公文，一種權力（集體生存權和發展權）憑證和政治契據；而從現在發現的許多《過山榜》文的內容看，其與“租佃契約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詳細記錄當時“評皇”的敕令，即有對瑤人的授權和賦予責任，也有對漢家官府的權力限制和職責安排。如“許各出山另擇出處，途中遇人不作揖，過渡不用錢，見官不下跪，如果采樣取所屬鄉山水源地，離田三尺三鍬，水戽不上之地，俱是瑤人所管。……”等等，從本質上看，這已是完全具備了一份現代契約的雛形和意蘊的原始文本了。而從一個民族群體共同生存權益的層面上與國家政府進行“簽約”，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史里更是絕無僅有。傳統的法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們只有跪聽帝王的敕令或者跪下請清官大老爺申冤。但瑤人們卻將自己祖先爭取來的權利典籍化、神圣化并據以向國家朝廷和漢人伸張自己本民族的權利，這已透露出了與后來西方的“契約論”完全類似的信息，即把國家的產生說成是人們相互之間或人民同統治者之間相互訂立契約的結果，國家即是共同協議的產物。這其中彰明的顯然就是一個民族追求自由平等的可貴精神和勇氣。 首先，這種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維度來源于瑤族的民族特質。瑤族據說是蚩尤的后裔，蚩尤是傳說中的戰神，古書記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作戰時手持金屬兵器，兇猛異常。雖被黃帝和炎帝聯手打敗，但失敗被殺后墳墓上“有赤氣出如匹絳帛”，名為“蚩尤旗”，意為其精神不死,可見瑤族祖先追求自由和不畏強暴的民族精神。但是，“蚩尤精神”并不是一味的偏激和強橫，其善于協作的政治思維和擅長搏弈的政治智慧也是獨一無二的。史傳蚩尤戰死后，他的部落堅決不歸附炎黃聯盟，他們退居南方山林，繼續與自己的對手抗爭。《過山榜》是否是形成于這場戰爭之后，已經無從考證，但《過山榜》的契約精神攜帶的“蚩尤精神”的文化基因，卻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這種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維度與瑤族歷來的生存境況有關。瑤族自古偏居山林，“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不與民雜居”，“蠻瑤者，居山谷間，……不事賦役，謂之瑤人。”之所以生存環境如此惡劣，其根源就是因為瑤族一直被鐵板一塊的封建漢族文明所排斥在外，沒有完全融入到一個政治國家的體制之中，處于一種“邊緣化”生存狀態。因為在最初的生存“決斗”中失敗，在專制主義的現實世界里，他們其實沒有多少可選擇的生存空間賴以棲息，除了官府的地盤，只有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才是他們最后和惟一的場域，因此，瑤族的家園意識非常強烈——這正是他們的祖先歷盡艱辛打拼得來的生聚之地。按照《過山榜》的記載，千家峒是契約中記載的屬于瑤族的“生聚之穴，發祥之脈”。后來被官府強占，瑤民被趕了出去。但千百年來，他們為尋找一個叫“千家峒”的精神圣地而遷徙不止，發起了無數次重回千家峒的運動。在這苦難的尋根遷徙中，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就是《過山榜》中記載的強烈的地域歸屬與權力意識。面對強勢而又反人道的專制體制，他們備受摧殘與欺凌，因此，他們比別的民族更加渴望一個現世的公平正義的政治環境，《過山榜》體現的正是瑤族這一為獲得基本生存權的話語訴求，是瑤民們為實現自己應有的集體生存權而堅忍不拔、抗爭不息的根本動力。 再次，這種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維度，來源于瑤族作為一個游耕民族所獨有的異質文化。瑤族同胞長年深居高山陡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主要從事的是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生產技術手段，這是一種“食盡一山則他徙”的“游耕”生產方式，它對瑤族社會歷史的發展影響深遠，費孝通先生認為，這種“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也不只是指幾年一遷移的不定居生活，它是一個生產力到生產關系，意識形態綜合性的概念，一種社會經濟模式。”這更是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瑤族自有其與定居一處的傳統漢族農耕生產形態的相對應的“游耕”文化。官府管理漢族居住區的通行規則，根本無法適應瑤族的生存狀態和文化形態。從政治學的角度考量，《過山榜》中將瑤漢之間——實質上是官民之間相處方式和治理方式，用政治契約的方式規定下來，與其說是為了政治管制，不如說是為了適應瑤族的另類生活和異質文化。而達成《過山榜》中這種“互不侵犯、包容蠲免”的契約，無疑是一種最佳的政治謀略——瑤族寄生于深山險谷絕人之地，是一種天然保護，而瑤族始祖留給他們的《過山榜》，則是他們的一種“法律”保護！
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人性的自由、權利的平等、政治的民主、體制的寬松以及社會價值觀的正義取向，乃是人類生存競爭和政治博弈的必然結果，而契約精神體現了人的價值和人類追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類走向更高級文明形態的最佳途徑。以自由平等和誠信為核心價值取向的契約精神便是這一歷史發展的人性進步的必然結晶，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歷史一再證明，越是尊重契約精神的社會，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其社會發展也就越有秩序和效率，人類也就日益進步和向更加高級的階段邁進。從這個歷史意義上看，《過山榜》所蘊藏的契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無疑閃爍著啟明星般的永恒之光，有著不可估量的重大價值。
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專制，一直是沿襲著“國家私有”和大漢族主義的專制政治統治規則。契約精神體現的自由、平等的原則，必然是一種視對手為平等的同類,并以約成的共同規則作為協調行動的準繩。因此，平等、自愿、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公序良俗（指民事主體的行為應當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風俗，不得違反國家的公共秩序和社會的一般道德）等為基本原則的行為規范，不僅是個人權利實現的起點和歸宿，也是集體權利的價值目標和利益取向。在一個沒有法治和民主可言的封建專制國度里，契約精神根本沒有生存的土壤和成長的物候環境。瑤漢兩族——實質是官民兩廂在《過山榜》里達成的契約意愿，瑤民們自然是欣然向往，愿意循規蹈矩，但更多的情形是一種一廂情愿，大音若希，他們經常面對的是官方的肆意違約和背義失信，作為一種弱勢群體和異質文化，他們遭遇最多的是無恥的壓榨和無盡的賤視。
雖然官府方面從來都是居高臨下俯視眾生，就連《過山榜》這樣的“官民契約”，瑤民們為了應付官府，還是讓這份“契約”披上了“榜文”和“券牒”的外衣。我們不能說官府根本無視《過山榜》的契約精神，在某些“太平盛世”和官方“與民生息”的時期，官府還是或多或少地遵循了《過山榜》中約定“互不侵犯、包容蠲免”的承諾的。清康熙年間的《永州府志》記載，“莫瑤居山中，不納賦稅”，說明此前歷代官府至少在情理上是認可瑤民是可以“免賦種山”的——雖然事實上并非如此。
有史可查的官民——瑤漢合作愉快的時期也是有的，唐朝中期柳宗元等一行人抵達永州那段期間，其在永州呆了十年，寫了那么多文章，沒見他寫過瑤漢沖突和瑤漢戰爭。可見當時的瑤漢關系還是比較和諧的。相反，有學者考證，柳宗元在永州與之同居并生有子女的馬雷五之姨母，可能是瑤族女子。北宋初期，瑤族聚居區依托“楚粵通道”和“錫方”（即江華河路口）的冶煉業，嶺南盆地一帶成了當時五大經濟中心之一，政治經濟和文化水平空前繁榮，如果瑤漢關系沒有處理好，這樣的大好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
然而，翻開歷史，更多的時期是因了官府橫征暴斂、背信棄義，而致使瑤民忍無可忍，揭竿而起。瑤民起義可謂是史不絕書。從《過山榜》近乎神話的記載，我們看到了平王和高王爭斗，龍犬盤王咬下高王頭顱，換取了后來歸于山林生息權力的故事——這實質上就是契約精神的“對價”原則，即獲得乃是付出的結果。可見，瑤族最初雖然被動地卷入了野蠻的戰爭，但為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經歷了血腥的拼殺之后便立刻放棄了戰爭思維，用契約的方式來維持自身自由平等的生存狀態。千百年來，瑤族一直以《過山榜》的榜文自律，并以此與官府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斗智斗勇的政治博弈。和平共處，文明融泄是瑤族人民向往的，若官府無視規矩，視《過山榜》中的約定于無物，掠劫瑤民財物，踐踏瑤民人格，瑤民一定會奮起反抗。——從歷史上的瑤民起義原因分析，絕大部分起義的導火線都是瑤族《過山榜》中提到的“任耕山田”和“一切夫役悉行蠲免”、在現實中官府不予以兌現，從而激起了瑤民的反叛。
據史書記載，從東漢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延嘉三年（公元174年）的127年間，原屬盤瓠部的“武陵蠻”、“長沙蠻”、“零陵蠻”先后便發生了5次起義，到元代僅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至文宗至順二年（公元1331年）的二十五年間，瑤民起義便多達四十多次，而到明代，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10月至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兩百六十多年中，連續進行了一系列規模浩大的瑤民起義，如洪武初年的羅淥山瑤民起義、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藍受貳和侯大茍領導的瑤民起義等，再到清代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江華趙金龍領導的較大規模瑤民起義和道光十六年（公元1835年）湖南新寧的藍正樽領導的瑤民起義，歷朝歷代，全國各地瑤民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抗和斗爭。
一個貌似弱勢的民族何以有著如此頑強的抗爭精神？除了深重的階級壓迫，除了無處寄身的現世生存境遇，除了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的限定，從這個民族內在精神的獨特性去觀照，從該民族異質文化形態和傳統漢文化形態的沖突中去考察，筆者認為，《過山榜》文本里所深蘊的契約精神正是引爆該民族強烈革命情緒的內在動力。
從《過山榜》的價值取向看，官府發榜的目的就是企圖推行“招撫瑤人”，使其“思恩報國，永世不朽”，“以瑤治瑤”的羈縻政策。但瑤民反其道用之，通過對官府榜文的利用，將歷史上已經形成慣例的瑤民耕山居林權和免于賦役權用契約的形式固定下來，用法律的形式召告天下。《過山榜》云：“正忠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十二月十一日，招撫瑤人”；“出給評皇券牒，王瑤子孫執照過山，永遠防身，享受圣祿”等。瑤族的政治精英與官府實質上是在進行一場驚險而巧妙的政治博弈。官府對底層弱勢民族不可能大發慈悲，對資源的占有和對利益的攫取才是其真正的目的。羈縻政策是“柔性”巧取，軍事手段是“剛性”豪奪，官府玩的是陰陽雙招，瑤民們也練出了軟硬兩手。官府采取高壓政策，違背《過山榜》的約定，瑤民就用武裝反抗來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力；官府信守《過山榜》的約定，瑤民則會更加守信如約。由此也可從中看出，《過山榜》不僅是瑤族人民用反叛的頭顱和鮮血換來的，也是他們用最樸素的政治智慧和最原始的合作方式在為自己本民族生存的斗爭中奉獻了人類最寶貴的契約精神，最具人性的文明之魂。
瑤族，人數并不眾多，但因了四處遷徙，它又是一個遍布全球的世界性民族。因此，當我們站在現實的至高點來回溯瑤族為其獲得自由平等生存權力而不屈抗爭、與官府進行艱難而又睿智的政治博弈史時，在被深深震撼的同時，還聽見莽莽瑤山那邊的瑤族人民心的跳動，正與全球化的浪潮遙相呼應。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里，為剛剛冷戰結束不久的世界設計了一個具有新思維的政治博弈框架，他這一構想基于一個叫“文明的沖突”理論模式，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導作用，即：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僅存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仍然擁有對世界的主導權力。在人類歷史上，全球將走向多極的和多文化的文明沖突。他意識到這種文明沖突的存在，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進行“文明的對話”。從單純的政治和經濟的沖突深入到“文明的沖突”，這對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發展無異是一個深刻的警示和啟發。他讓我們深刻認識到，一個民族要想獲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首先當然是讓本民族的文化形態獲得振興、文明程度獲得提升，以使其在未來的文明沖突中成為贏家。而要讓本民族的文化形態在民族競爭和文明沖突中成為強者，最重要的是學會與其他民族進行文明博弈，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通過與其他民族的理性競爭，實現“共嬴”，避免兩敗俱傷。近年來如中東地區長年的動蕩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仇視西方的“文明沖突”，這是一種消極的戰爭暴力形式的“文明沖突”，是損人而不利己的博弈方式，因而也是一種野蠻的反人道行為。 相反，從上世紀末開始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話與合作，由于彼此都舍棄了各自的冷戰思維，所以橫亙在兩者之間的“鐵幕”終于被撕開。于是我們看到，不僅資本主義陣營里的國家和地區大受裨益，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國家和地區也受益匪淺，和平與發展取代了過去的對抗與沖突，成為新世紀的主題曲。分處于兩大陣營里的東德與西德握手言歡以后，兩邊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發展都直線上升，這種積極的“文明沖突”，正在作為一種具有新的普世價值的政治智慧和民族沖突化解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族和國家的認可和推崇。這是一種國際化的潮流，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從《過山榜》的人文視角看，人的最基本的追求是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最高的追求是“群”的生存和發展。對“群”利益關注的大小，體現了文化品味的高低。對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的重視，處于一種低級存面“私”的狀態，而對“群”利益的重視，則視“群”的大小而反映出其“公”的程度。我們把只關心小“群”的思想，叫做“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而把關心大“群”的思想，叫做“普世主義”。前者只關心“小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之上，“等級主義”者和“種族主義”分子把自我和自己的“群族”凌駕于“他者”之上，唯我獨尊，對異己者必然給予打壓、必欲除之而后快。專制意識、納粹思想和教旨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維定式和文化形態，這都是反人性反人道的。瑤族千百年來憑一紙《過山榜》的原始契約而濃縮其中的大“群”思想和“普世主義”——不同的群族完全可以各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各得其所，共生共榮——通過契約劃分各自的權力界線，然后相融相得，和平共處。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情境，我們從中依稀可以感受到《過山榜》的精神氣息。
當今世界所依托的契約文明，從本質上看就是一種積極的“文明沖突”，當今世界越來越發達，人類的生存時空被高度壓縮，全球化浪潮讓世界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地球村”，文明沖突自然也越來越頻繁，脆弱的地球承受不了消極的“文明沖突”。消極的“文明沖突”就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和自我毀滅。現代契約精神包含的平等、自由、公平和誠信原則，與瑤族的始祖舍對抗和求和平的傳說，與《過山榜》中瑤民和官府約定權力的契約，古今呼應，一脈相承——就像生命的原始基因能夠與熟化的物種混成優越的新物種一樣，《過山榜》中人類文明的“原始基因”與全球化的當代文明融合，必將促進人類社會的大發展，放量現代文明和提升現代文明。 當今世界的文明進程其實并不平坦，人類前進的步伐仍在文明和野蠻的糾結中艱難跋涉，人類既需要用包容的胸懷來接受沖突的陣痛，也需要更加自由公正的契約精神來創造一個真正大同的和諧世界。瑤族《過山榜》的契約精神，曾經在數千年專制社會的黑夜里孤獨地閃爍，如今，它將匯入到當代文明的燦爛星空，成為照亮人類未來之途的一盞人文航燈！
[編輯：黎實]
來源：江華新聞網
作者：魏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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